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时候，有一位开国中将在1936年长征结束后才加入党，党龄在所有175位开国中将中算是最短的。他到底凭借什么特殊贡献或能力能够在众多将帅中脱颖而出，获授中将的军衔呢？今天就跟大家讲讲开国中将谢有法的革命故事！
他坚定地走上了加入红军的道路。
到1930年，中央红军辗转来到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14岁的谢有法第一次见到了大家一直在传颂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一群积极报名参军的青年中，因为“年纪太小”，谢有法被好心地劝回了。在这时候，村里成立了儿童团，他也只能先加入儿童团。
1932年1月，谢有法还没满15岁，就加入了青年团。在1933年5月，“兴国范师”组建时，刚满16岁的他跟着新招募的队伍行进了十多里，终于打动了招兵的干部。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善于表达和会写字的谢有法被安排到连里担任文书。
1934年2月，谢有法跟着部队参加了在江西南城（如今的建昌）、金、资溪之间的战斗。战斗中，他主要负责送饭、抢救伤员和统计战场情况。这是他第一次上阵，看到伤员时，心里又难过又害怕，一边流泪一边手抖着帮战友包扎。有一次，连队的连长牺牲了，指导员受了伤，原本的三个排长只剩下一个回来，战士们也少了很多，连续两天他都没吃东西。
部队调到福建一带，谢有法因为水土不合染上了很严重的皮肤病，全身长满了脓包，手都肿得不能端碗，也握不了笔，脚也烂得走不了路。在安福的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治疗了四五个月后，他身上的疥疮才好了，可是双脚还是一跛一拐的。
谢有法在医院里忍不住了“吃闲饭”的烦闷，发现医院没有文书，就主动提出做这份工作。医院领导看到他“又勤快又有文化”，还经常用说笑话的方式帮休养员们做思想工作，就请示上级同意，让谢有法留下来，在医院当上了文书。
这标语，一刷就是两万五千里，真不想停下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了长征的旅程，第一后方医院也跟着军委直属队一起行动，谢有法拄着还没完全好的脚踏上了转移的路程。在转移途中，挺不住闲的谢有法，就拿起石灰桶，趁着机会在墙壁、路面、树干、巨石上写满了红军的革命主张和号召，既激励士气，又宣传群众。
队伍到达贵州时，军委直属队成立了干部休养连，谢有法被连长何长工安排去担任文书这个职位。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着军委的营队行动，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早到宿营地，调查土豪情况，筹备粮草，安排房舍，烧水做饭，迎接部队，布置休息场地，还得写标语鼓劲。
行进在草地上的时候，他身体不行了，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没啥食欲。红军战士们心里有个共识：不掉队就是胜利。为了坚持走，他甚至把自己背上的十多斤炒面也分给了别人。凭着坚强的意志，谢有法终于走出了草地。一直到长征结束，他手里用来写标语的石灰桶都没有扔掉。1936年2月，他在陕北瓦窑堡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山东地区，大家都坚决反对这个所谓的“抢救运动”。
在1939年5月份的时候，谢有法，那个时候是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副科长，跟着徐向前和朱瑞一块去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到8月1日，这个纵队正式成立，谢有法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的部长。
1943年，山东军区建立，谢有法担任组织部部长。在整风运动里，谢有法具体负责审干等任务。他坚决反对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因此罗荣桓曾调侃道：“小谢啊，你又长高了10厘米。”经过罗荣桓向中共中央请示同意后，山东的整风工作顶住了康生的干扰，没去搞“抢救运动”。中央对这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还要求其他地方学习山东的经验。
入城守则深得民心，毛主席连续四次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1947年8月上旬，谢有法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政治部主任。在济南战役结束后，部队入城的第二天，他亲自起草了以军管会名义发布的《城市守则》，明确禁止任何损害市民利益和破坏城市正常秩序的行为。此外，还宣传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不断派出巡视组到市区检查落实情况。这样一来，部队行事十分规范，毫无失误，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赞誉。
就连藏了几天的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聂松溪，也被感动得主动投降，遇见谁都说：“解放军真得民心，市上人民很安定，坏人找不到空隙”，“大小商号、企业、工厂都得到了保护，解放军纪律严明，没有拿一样东西”。
1949年2月，谢有法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为上海战役做准备时，他多次召集部务会讨论修订入城政策的纪律以及具体的执行办法，最终亲自起草了一个既实用又容易记忆的《入城守则》。这份守则包括：不进入居民家中；不拿商店或工厂的任何东西；未经上级批准，不接受任何人的赠与；不打扰外国人，等等。当毛泽东看到相关报告时，特别赞赏“不入民宅”的规定，在旁边又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给上海人民送上一份“第一份见面礼”，谢有法安排兵团政治部发布指示、抓典型，指导部队严把军容风纪，练习在城市街道行军，学习文明用语和城市生活的常识，还搞了个“模范执行人城政策纪律，树立新型人民军队形象”的比赛。
解放军不进入民宅，这一下子让上海市民心里特别感动，连那些平时对人民冷淡的外国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感人事迹，结果让国民党军在上海的守军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瓦解和散乱的压力。
朝鲜战场搞出了个新办法：用俘虏来教育和管理其他俘虏，实行“以俘教俘、以俘管俘”的策略。
朝鲜战场上，谢有法巧妙地提出了“以俘教俘，以俘管俘”的办法，提前安排思想转变快的俘虏做专题报告，借此唤起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有个叫艾森的美军俘虏在发言时讲得条理清晰，获得了一片喝彩，结果却突然有个美军俘虏站起来指责艾森是出卖美国和联合国的。
特意来到这次报告会现场的谢有法，建议让两个人在台上辩论，结果让后者变得无话可说，承认自己中了美国骗术宣传的“迷魂药”。俘虏刚刚被抓时，大家普遍觉得美国是因为朝鲜侵犯“韩国”才出兵的。通过这种生动、热烈、讲道理的教育方式，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侵略者队伍”的一员，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揭露真正的事实。
1953年7月，朝鲜停战之后，谢有法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一等国旗勋章。到1955年5月，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组织部的第二副部长。同年九月，谢有法也被授予中将的军衔，还收到了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此后，谢有法担任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委员。到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就别想着为子女谋多少好处啦。
1992年4月，谢有法的儿媳樊敏英从上海来到靠近政治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待所打工。她本是福建一家医院的护士，和在南京军区某部工作的丈夫谢晓武一直分居两地。谢有法恢复工作后，大家都以为团聚的日子快到了，可他总是用各种“大道理”搪塞，没能实现这个心愿。孩子还没生成，樊敏英忍受不了生活的压力，最后只好调回上海。
上海房子紧张，要是真的让谢晓武也转业到上海，想什么时候有个自己的“窝”还真不一定。她琢磨啊琢磨，干脆把团圆的梦搬到北京去，她以借调的名义来这儿工作，就是想给公公施点压力，好解决他们祖孙三代长期分散在三地的问题。可是，半年过去了，小宝宝也快上学了，公公却还是没什么动静。有一天晚上，樊敏英带着泪走进谢有法的书房，说：“你老人家，虽然已经离休了，可是许多老部下和学生都在高层，只要你打个电话，咱们一家就能团聚。这次，最后请求你了。”
谢有法的脸上浮现出难得一见的歉意，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敏英啊，这些年真是让你们操心了。要紧的不是你最后求我一次，而是有些事本来就该办就得办，不应办的事情根本就不用提。”说完，也就没再多说些什么。一年之后，谢晓武调到上海工作，只能和岳父母两间小屋挤着，“团聚”了。
1995年1月9日，谢有法因为病情在北京去世，享岁78。谢有法离开后，那双长征时留下的草鞋，依旧挂在他的书房白墙上，脚尖朝上，前后相依，像是在继续行走似的，仿佛永远不会停下。
